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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说专访英国脱欧之父:欧洲没有未来,今后要和中国做生意

王磬  世界说  2017-06-26 15:05

世 界 说

王 磬

发自 法国 斯特拉斯堡

众所周知,英国脱欧,他是“始作俑者” 。


英国人丹尼尔-汉南(Daniel Hannan),在欧洲议会担任了18年议员、精通三门欧洲语言,却是英国最资深的“欧洲怀疑主义者”之一。90年代初,他从牛津大学的社团里开始酝酿这场“不列颠独立运动”,又在随后的20余年里不遗余力,把“脱欧”议题在英国从边缘位置推入主流舞台,直到2016年公投终成摧朽之势。他被认为是“脱欧总设计师”,是为“脱欧者”设计了一整套世界观的“第一人”。《卫报》对他的评价是,“英国投给了脱欧,是一场长达25年的运动的大结局,故事的主角是一群孤独而虔诚的信仰者,而创作剧本的是汉南。”他写作的《为什么要给脱欧投票》一书,被认为是“脱欧者的圣经”。


△ 反对欧盟多年的丹尼尔-汉南(Daniel Hannan)被媒体称为英国脱欧的总设计师。


△ 世界说专访丹尼尔-汉南(节选)。


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,剧本却不那么美好。


那是在布鲁塞尔早春的一次集会上,那一天是3月28日。集会的由头,是第二天即将触发的《里斯本条约》第50条,政治家、金融家和企业家们带着各自的焦虑前来欧盟之都,参加这场关于欧洲未来的讨论。而作为讨论嘉宾之一的他,是当天的众矢之的。汉南的几乎每一句发言都与在场的氛围格格不入,但他似乎不惮于把自己放在一片争议之中。这倒像极了他在整个脱欧运动中的处境:留欧派斥责他是“纵火犯”,用脱欧闹剧来葬送国家前途。保守党的同僚评价他为“疯子”、“野心家”,为了脱欧不惜从内部分裂保守党。就连看起来秉持同样脱欧理想的英国独立党(UKIP),都觉得他主张的那种“只讲主权、不讲文化”的脱欧,只是中心舞台上的“助兴表演”。英国独立党党魁法拉奇甚至嘲讽他,“只会像在牛津搞社团辩论一样来搞脱欧”。但大概没有人能否认,在对于脱欧主旨、论点、战略的贡献上,没有人比汉南做得更多。


汉南(右)与英国独立党党魁奈杰尔 · 法拉奇(左)。两人同为英国脱欧的推手,但彼此间也有深刻的路线矛盾。

我在会场外拦住他,说明来意。听到有中国媒体对他感兴趣,他可能觉得略新鲜。“你们的浏览量多少?”他整整衣领,挥了挥手,“我马上得离开,跟我助手联系吧。”他语速极快、用词极简。只用了不到十五个单词,就定下了这次采访。


与他极其简省的词句相异的是,他的文字著作其实多如牛毛。在他的维基百科里,“记者”和“作家”的称谓紧随“政治家”之后——事实上,他在英国并不能算是非常一线的政治家,但他的思想却通过文字广为人知。除了在《每日电讯报》、时政资讯网站CapX上常年开设专栏,他还曾给多位保守党党魁担任演讲撰稿人——包括在2001年为时任党魁的威廉 · 黑格而创作的一次著名演讲,被认为“触犯了欧洲底线”、充满“种族主义”色彩,这也让他在保守党内名声大噪。他同时还是六本时政类畅销书的作者。他喜欢引用以“血河”演说而闻名的保守党政治家以诺-鲍威尔,尽管后者极富争议。崇拜者将他与催生了美国革命的思想家托马斯-潘恩相提并论,批评者则将他比作前苏联的托洛茨基。“他是一个檄文作家(pamphleteer)。”


汉南这些关于“独立不列颠”的文字,经过多年积累,为脱欧者创建了一整套世界观。这套世界观里,脱欧不是反对欧盟区内自由贸易,而是反对欧盟的超级立法权。脱欧的关键问题不是移民、不是文化,而是主权、是自由贸易、是更好的经济增长。


我忙不迭地去找了些他的电视辩论来看——104场,这是脱欧运动期间他参与过的活动与辩论的数量。大约得益于牛津求学时代的训练,他极好辩、善辩。在与留欧者的多次交锋中,他习惯俯视,睥睨对手,双手十指交叉在胸前,他指尖修长。当他要张口开辩时,则会双手松开,眼神紧盯对方,论据信手拈来,招招直击要害。


对牛津大学毕业的汉南而言,出色的辩术是他在政坛的杀手锏。

带着这样的印象,三个月后,当我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大楼再见到他时,竟会有些惊讶于他的温和礼貌。他在我对面坐下来,一只手做环状撑在桌上,另一只手则自然地搭在了膝盖上。我甚至猜想,大概是一位远道而来、不带英媒固定议程设置的外媒记者,让他感到没那么紧张。


他刚刚从一场投票表决中走出来,显得有些疲惫。额头和脸颊略略发红,像是阳光晒伤的印记。问了下采访时长,他有些犹豫自己是否需要去化个妆遮掩一下。“采访会主要关于什么来着?”他问。“简单说,关于脱欧一周年。”助手答道。“好。”他花二十秒钟,确认了这两个信息,然后快步去了化妆间。三分钟后,肤色均匀地出现在了我们面前。


演播场的人员开始调试设备。这意味着我们有几分钟的闲聊时间。我问,皮肤是不是在度假时晒伤的。他浅笑道,是在南英格兰的家中陪孩子玩,花园里阳光太强烈。过去这18年的议员生涯中,他住布鲁塞尔,家人主要在南英格兰,每月会有几天时间在斯特拉斯堡参加投票表决。他主动提起,去过一次中国。“发展太惊人了,”他看起来有些耿耿于怀,“而这些年在英国、在欧洲,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增长。”


采访开始,我的第一个问题抛出去,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。这时录音设备又出了故障,但似乎并不需要重录之前的部分。“还是重录一下,我把第一个问题再重新回答一遍。”他坚持道,“有点太啰嗦了,是不是?” 他追求媒体形象上的完美,不够简洁、不够犀利的表述,不能让他满意。


对话的主题,从刚刚结束的英国大选开始。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结果的失望,但仍然给了保守党同僚特丽莎 · 梅一个客气的评价:“她有很多年公共服务的经验,在脱欧谈判刚刚开始的这个阶段,她应该留下... 但我说实话没法想象,她如何能带领我们走向下一次选举。”  


而当转向对手工党时,他好斗的那一面似乎又被激发了出来:“科尔宾是个老套的马克思主义者... 他跟恐怖分子一边站,他从没有支持过的英国二战后任何一次军事行动,他还对财政收支一点概念都没有。如果说我们国家现在面临什么威胁,在我看来那就是,怎么有那么多人投给了他这样的人?”他眉头高耸,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。


他谈到法国新晋总统马克龙,“两年以前,如果他当选了,我会感到很担忧,因为这意味着更进一步的欧盟一体化。但现在,谢天谢地,我们已经离开了,这不再是我们的问题了。”马克龙被认为是近年来最亲欧的一位法国总统。他又补充道,“我们其实希望欧盟好好的,因为繁荣的邻居才能对经济更好。”


被问到,是否同意“特朗普支持者和脱欧支持者是一类人”的说法时,他简单明快:“我拒绝接受。”他顺手拈来中国的例子:“比如,我们对于跟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非常感兴趣,但特朗普就完全没有。”在他看来,如果硬说这二者有什么相似点,那就是“反建制”,但他“反建制”的目的和特朗普截然不同。“我刚开始提脱欧的时候,来自所有党派的所有建制派,都在反对我们。这并不是因为欧盟有多好,而是大家害怕改变现状。”说到这里,他不无自豪,“我花了26年,一个一个地去说服。”


他在保守党和欧洲议会的传奇经历之一,便是把那些立场保守谨慎的党员,一个一个地推往更大胆、更激进的脱欧舞台。在时任党魁的卡梅伦明确反对脱欧的情况下,仍然把脱欧从一个边缘议题拉到了中心。他具有一个雄辩家的品质,有煽动力的表达让他获得了不少政治上的拥趸。但他对财政与自由市场的在意,又偶尔让你觉得,他更像个商人,而不是政治家。


- “科尔宾许诺免掉的那些学费,从哪儿来?我倒是希望自己能有魔法,变出很多钱,每个群体的需求都去满足一下。”


- “我们当然要跟中国做生意,这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。英国现在没能跟中国签订贸易协定,都怪欧盟。脱欧是我们的机会。贸易也是传播价值观的最好机制。”


- “欧盟本来只是一个关于自由贸易的联盟,帮助成员国去实现经济上的更大利益。而现在变了味,从欧洲经济共同体、变成了欧洲联盟。而我们当然要离开。”


他自称是“自由市场”的信徒。他期待的英欧关系,更类似于美国和加拿大、或者是瑞士与欧盟:贸易上享受最多的互惠,主权上保持绝对的独立。


我问道,对脱欧一周年以来英国的表现,是否满意。他斩钉截铁,“当然。零售业、制造业都在变好,失业率在下降,很多投资也回到英国。唯一看起来不那么好的是,英镑在贬值。但英镑之前一直是被过分高估了,现在只是回到了正常水平而已。”


我委婉地提出,我看到的数据似乎有点不一样,并给出了一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(OECD)的预测。根据这项预测,英国在脱欧公投后经济增长急速下降,在目前主要经济体中已经几近垫底。他立刻反驳,OECD的预测向来不准。“如果你只读《金融时报》,也只会看到对于脱欧消极预测,这被证明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。”他推荐一份在伦敦金融城发行的免费财经报纸,说那里的政治色彩更淡,找不到对欧盟的偏袒。他认为,真正威胁英国经济的并不是脱欧,而是工党科尔宾政府上台的可能。



,△ 2005年,汉南(右)在欧洲议会会场上阅读《每日电讯报》。《每日电讯报》在2016年脱欧公投前夕支持英国脱欧。


他继续说道,1970年代的时候,英国处在一个二战之后相对糟糕的状况之中。那个时候的欧洲,现代、年轻、让人兴奋。而现在,去看看欧盟庞大的机构、停滞的经济、令人沮丧的现实。


“显然,欧盟已经不再是未来了。”


他振振有词,似乎在表达一个真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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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 | 徐一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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